刘胜军：《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格局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》

刘胜军：《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格局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》

2022年8月8日，在2022广东省门窗协会第二届第二次会员大会上，由佛山市工商联主办、广东省门窗协会承办的第六期佛山商道讲堂举行。本期佛山商道讲堂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、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解读国际经济形势，分析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新格局、新机遇。

佛山市工商联副主席陈立坚出席活动并致辞，她表示，本次大会有品牌特展、商道讲堂和高峰论坛，是一次团结的大会，也是一场思想引领的大会。她提出，结合佛山市商会协会工作实际，佛山市工商联要凝聚力量、汇聚共识，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进“两个健康”，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、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人士骨干队伍，形成牢不可破的同心结，画出最大同心圆。

个人简介：著名经济学家，国是金融改革智库首席专家，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，2014年总理座谈会专家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原执行副院长，达沃斯论坛、陆家嘴论坛、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的演讲嘉宾。其著作有:《下一个十年：一个青年经济学者的改革梦》《管理的力量：中国经济挑战的制度求解》《鲜花与荆棘：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》《中欧案例经典》《China CEO: A Case Guide for Business Leaders in China》等。

当前企业家应该如何理解世界大变局？企业如何走上高质量之路？刘胜军在《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格局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》专题授课中指出，“大变局”是在世界秩序的重构、第四次产业革命、艰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、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下形成的。

刘胜军作专题授课。

“企业家一定要理解发生这些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。”在剖析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几个剧烈变化后，刘胜军提醒企业家，要关注大趋势、分析大变量，深刻理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。他强调，我国今天对比40年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企业家不要把发展企业的思维模式停留在过去，也不能忽视风险，要保持警惕。当前，中国经济正在形成新格局，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之际，企业家要学会用新的方法看待自己的行业。这个新的方法又是什么？“大历史观+政治经济学”会场上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几个字，这是刘胜军提出的方法论。在他看来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，才能理解中国选择的道路、理论、制度以及文化支撑。通过对比分析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体制，他希望现场企业家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，并适应5个变化：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关系的变化、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关系的变化、速度与质量关系的变化、政府视角的变化以及从增长逻辑到生存逻辑的变化。

会议现场。

刘胜军说，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+投资驱动+强势政府，而现在中国必须迈入创新的阶段。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看到整个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期待。他希望企业家们不要过于悲观，也不要盲目乐观，毕竟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。“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宏观层面的内容，落到微观主体上是企业要健康发展。”刘胜军总结道，产业数字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，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，企业家要从国情出发，理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，认真思考以人民为中心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等发展理念，“既要低头干活，也要抬头看天”。

以下为原文整理：

所谓“大变局”就是过去十年左右整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。“新格局”主要就是国内经济在过去发生的比较大的结构性变化，中国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。看待未来的中国经济，需要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。

这些年发生了很多的大变化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，我们看到了历史性的反腐、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、中美关系的急剧逆转、平台经济反垄断、新冠疫情、海航和恒大巨轮的转舵与重组。从中央政策的演变中也能窥出这些变化，国家提出新常态、高速增长变为长期低速增长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强调共同富裕。世界变化太剧烈，企业也遇到了很多问题，或破产，或挑战。所以企业家怎么去适应环境变化确实是新的挑战。

中央提出了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我认为它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：

一是世界秩序的重构。世界秩序在近些年遇到了巨大挑战，原因就是美国实力的衰落和中国地位的上升。世界历史告诉我们，世界历史的重构基本上是由战争来实现的，所以说战争是世界不稳定的最大根源。二是第四次产业革命。历史上发生了三次产业革命，每一次革命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、影响企业管理、影响社会治理，同时也会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。今天中美正在为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剧烈的竞争。三是艰难的高质量发展之路。过去4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是坦率来讲也出现了很多问题：环境问题，腐败问题，还有贫富差距。保护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当前特别重大的一项挑战。四是百年一遇的新冠大流行病。从人类历史上来讲大流行病是改变世界历史非常重要的变量，这样一个变量对历史的影响如何我们拭目以待。五是俄乌战争。它会加速这个大变局的调整，虽然这个战争现在还在进程当中，但战争的结果必将对整个世界的演变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指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国内“大繁荣”的终结和L型增长的到来，即从9%以上的高增长到5%左右的中高速增长；第二个变化是中美关系的不可逆转，从合作走向世纪博弈；第三个变化则是中等陷阱收入，虽2021年人均GDP达到了1.2万美元，但更要警惕陷阱。第四个就是贫富差距。最后一个变化就是中国从“站起来”、“富起来”，到“强起来”。为什么要强起来？我认为这是发展阶段和规律所决定的。

大历史观+政治经济学

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广看待世界新的方法论，就是大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视角。

什么是大历史观？所谓大历史观，就是不仅要看改革开放四十年，还要看新中国成立70年，甚至要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中来认知当下所处的时代、所发生的事情。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，才能理解中国选择的道路、理论、制度以及文化支撑“。我们不是完全的从落后到强大，五千多年一贯的中华文明历经苦难和辉煌，独特的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复兴之路。

我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准确理解我们需要有历史元素，中国很多政策都要从历史上找到它的脉络。我认为中国的文化有下面几个核心要素：一是儒表法里，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最基础的；二是1840年以来的百年耻辱；三是马克思主义；四是毛泽东思想；五是台湾问题。

其次，就是要懂得政治经济学，政治和经济从来分不开。西方国家是场内国家：在美国市场是至高无上的，市场是一种宗教、是一种信仰。但中国是制内市场，制就是体制，市场只是一个手段，只是一个工具，我觉得理解这一点对企业家，尤其民营企业家太重要了。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国家划定的框架之内来运行，国家与市场之间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均衡的。这种非对称的意思就是讲，国家可以帮助企业家，也可以监管企业的经营，但是反过来企业家不可能去改变国家。所以中国企业家一定要记住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。

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

说到最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变化，我认为道家思想十分深刻。我们经历了对计划经济的反思，过去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终点，但是道家哲学告诉我们物极必反。在二战后的75年里我们见证了三大历史潮流，市场化、全球化与美国化。市场化全球普及，全球化登峰造极，美国化也一度深信不疑。但75年后三大潮流都开始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，全世界都在反思市场经济的问题，全球化已经开始步入了逆全球化的周期，美国的民主模式也受到了巨大的质疑。

基于美国著名教授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，现在中美博弈我有几个判断：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；遏制优于战争；关注台湾问题。

外部的世界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，中国还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，关键就是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。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+投资驱动+强势国家。过去的40年我们处于赶超阶段，主要通过学习和模仿欧美国家，此阶段最重要的是速度和效率，是国家的执行力。但今天已不再处于模仿阶段，而是创新的阶段。我们需要从0-1的创新，就绝对不能靠国家，必须靠企业，靠企业家精神，这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特别大的考验。所以中国怎样走向创新呢？必须从一个强势国家向服务型国家转型，释放企业家创造力。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，也是难点，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怎么做，但是不等于做得到，这是人性所决定的。

涅槃：高质量发展之路

近些年中国的经济陷入了“凯恩斯主义”的漩涡，进入了“经济不好国家就刺激，一出问题就踩刹车”的循环。国家踩油门和刹车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原来可能三年一周期，现在可能一年一周期了。依赖房地产、基建投资、信贷及国企的发展方式，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就业、创造GDP，但不能帮助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。

实体经济效益越来越差，金融风险越来越大，整个增长模式的转变带来了的系统性风险。今天，用过去银行贷款的3倍才能创造同样的GDP，这么多贷款背后就必然有坏账。所以像恒大这样有代表性的“僵尸企业”未来会面临很大的风险。要想增长就要付出代价，要想控制风险可能就要承受一些短期的痛。

创新、消费、城镇化都得靠改革。要企业家创新，国家就得简政放权，保障产权，反垄断，做到公平竞争，给企业家更多的空间；要消费也很简单，把教育、养老、医疗、房地产，四座大山要推翻。

最近这些年我们讲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，主要面临两个压力：一是来源于利益深水区的压力，改革就得重新切蛋糕，怎么挣脱利益的藩篱，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；二是来源于观念深水区的压力，过去我们完全抄美国作业，前些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，这个认知就出现了混乱。

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看到十八大以来的三大变化。第一大变化就是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权威。可以说建立强大的中央权威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。第二个变化就是改变了政治周期。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的大事，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，第三个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。这三大变化为中国带来了高质量发展。

未来中国的发展，会有很多新的顶层理念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要从高速度走向高质量，要以资本为中心走向以人民为中心，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，要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，尤其是国人的消费能力要启动，要保护环境，要对国有企业再定位。

直面改革开放的深水区，就要畅通金融循环。

举个例子，都说融资难、融资贵，为什么？钱到了虚拟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，实体经济的钱又给了大企业而不给小企业。银监会主席说要把民营企业贷款提到和民营企业地位相适应的水平，民营企业占到国民经济三分之二，贷款仅有三分之一。从这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通往共同富裕之路

我想未来一段时间共同富裕会是特别重大的一条主线。

历史上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缩小了两次，怎么缩小呢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，如果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贫富差距可能会缩小，但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大战。我们能不能用其它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。当1%的人占据大多数财富的时候，社会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当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国家就要崩溃。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，促进共同富裕，实现社会和谐安定。

从基尼系数来讲中国非常危险。我想解决贫富差距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石二鸟之计：第一可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，避免历史的周期；第二可以把中产阶层做大，只有中产阶层做大了才能够带动消费。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呢？首先征收遗产税，今年两会不知道有没有人提这个提案，但是我认为不开征遗产税是没有道理的；第二要推动反垄断，比如央企垄断、BAT垄断，实现国企和民企的竞争路线；第三要推动福利性财政，解决教育、养老、医疗、保障性住房问题。

我们正站在新格局的起点上，我用一张图告诉大家新格局是什么？

新格局的起点就是中美世纪博弈，刚拉开序幕。面对这个局面，我们不得不提出来以内循环为主，就是要解决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内循环。从供给侧来讲，就是如何解决卡脖子的问题。我认为主要要靠企业家、要靠资本市场注册制，所以我希望未来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做强做大，民营企业能够做强做大。从需求侧来讲就是要让居民消费变得更加旺盛。要想解决居民消费问题，必须面对社会阶层的固化，内卷和躺平的局面。

未来的中国会有很多的压力，不断倒逼改革。中美全面脱钩不太现实，中国经济潜力依然巨大。金融环境也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。未来，要正确理解中国经济的两条主线：普世规律和中国特色。所谓普世规律就是一般规律，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。

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。中国经济好不到哪里去，也坏不到哪里去。我们应该有信心，因为中国是全球消费最旺盛的地方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给中国创造了迎头赶上的历史性的机会，城市化潜力巨大，世界工厂的优势，巨大的改革空间，稳定的体制优势，这都是中国的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在如此经济发展状况下，中国企业家要适应几个变化：一是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关系的变化；二是国家与市场两只手关系的变化；三是速度和质量关系的变化；四是要适应国家视角的变化。

总结一下，我们正处在历史转折点，历史正在拐大弯。旧的秩序正在瓦解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，现在是一个动荡和混乱的时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大历史观。我们一定要懂政治经济学，要关注新冠大流行的后遗症，要知道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最危险的十年。

中国下半场机会巨大，创新和消费是新发展格局下的黄金机遇。中央推动共同富裕从政治上为了国家长治久安，经济上为了培育中产阶层来实现消费和内循环。宏观经济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，微观主体要坚持“两个健康”。我们要深刻理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渐进性，很多事情有它的规律，欲速则不达。所以我想这是今天看待中国应该持的基本观念。